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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佛•斯通说《世贸中心》中没有政治,恐怕并不尽然。
我们不会忘记影片中有一个名叫凯恩斯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出现,在电影中很突兀。影片的主人公是威利与约翰,比较详细地交待了他们的各自家庭,表现了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地陷入到“世贸中心”的废墟之下,并最终死里逃生。而凯恩斯的出现,就像是一只流浪的狼,凭着他的高纯度的嗅觉,一步步摸索到了“世贸中心”倒塌的废墟之下。
凯恩斯出现的场面不多,但是,电影却安排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两个主人公在废墟里被发现,是由于他的功劳。可以说,凯恩斯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是电影中的悲剧成为喜剧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而正是这个凯恩斯,电影在结尾处的字幕里,还交待了他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凯恩斯则重新加入陆战队并参与两次至伊拉克的任务”。什么任务?潜台词是明显的,凯恩斯不仅从“911”的废墟上拯救了两个生命,维护了美国家庭的安全与幸福,而且他还加入了保卫美国本土的更广意义上的“战争”——到伊拉克去铲除“911事件”爆发的根源。不管奥利佛•斯通如何回避政治,但是,电影在这里再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是美国军人在国内拯救着遇难的美国人民,更是这些美国军人走出国门,到恐怖活动的策源地去连锅端掉敌人的大本营。虽然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受到美国众多民众的责疑,但奥利佛•斯通在电影中,还是采取了一个最不承担风险的布什主义论点:就是世贸中心的倒塌,牵连到伊拉克那块土地上的终结本原。凯恩斯仅仅救出威利与约翰还是不够的,他还要在全球的范围内,为美国人的安全解除后顾之忧。
这使人想到好莱坞拍摄的《珍珠港》。影片表现的也是一个美国挨打的悲剧,但是,影片的结尾,却是美国人去轰炸东京。在这样的构思设置上,《世贸中心》与《珍珠港》是如出一辙的。它愣是把一个悲剧,化成一个美国人皆大欢喜的喜剧。
这就使人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一向愤世嫉俗的奥利佛•斯通在《世贸中心》里变得棱角顿失,像小猫咪一样温顺可爱,操弄起“爱拯救一切”的幻梦呢?毕竟
奥利佛•斯通有过《野战排》、《生于7月4日》、《天与地》中对越战的多角度的不妥协的控诉。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不管奥利佛•斯通有过何等的尖锐,但他始终有一个原则不可改变:就是众怒难犯。当年美国投身越战,在国内受到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反战呼声不可谓不强烈,奥利佛•斯通在电影中揭示出越战的荒诞,并没有与公众意愿相违悖,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对美国民众思想的迎合与投靠。在《世贸中心》中,奥利佛•斯通同样遇到一个众怒难犯的问题,奥利佛•斯通就直言不讳地说,“拍这个片子像噩梦一样。你要真实,又不能过分真实。人们害怕和恐惧这是很正常的。”奥利佛•斯通的顾忌是明显的,而他在拍摄越战影片的时候,则可以放肆地把民众心中的那种愤慨情绪,毫无遮拦地释放出来,他越揭示出战争的荒诞,就越与民众的愿望相合拍。但是,《世贸中心》拍摄却截然相反,他不能拍“过分真实”的东西,于是,他只能另辟蹊径,尽量淡化《世贸中心》本身意义上的悲剧氛围,而是选择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视角,表现两个警察逢凶化吉的过程,从一个个案上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来冲淡整体悲剧。
况且影片结尾的字幕,还是把人们的想象延伸到伊拉克战场,用以说明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攻城略地的战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贸中心”的惨剧报了一箭之仇。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世贸中心》里的情节简单、人物虚假,其实都是导演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必然后果。
在结构上,我们看到奥利佛•斯通无意于表现宏大叙事,更没有交待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把视角放到两个普通的警察身上。视角低调到几乎看不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影片中,奥利佛•斯通由于采取了个体的视角,而不是采用客观的宏观介绍,所以,影片中的飞机撞入双塔的镜头,完全被推入后台,甚至没有直接展现在银幕上:第一架飞机飞来的时候,影片只用一架飞机的影子从大楼上一闪而过来预示相撞,第二架飞机撞上高楼的时候,也是采用了新闻报道的图象来交待的。
在这样的低视角的处理下,影片实际上把“911事件”推向景深的远处,着力表现的是前景上两个个体人物的救援过程,而电影为了达到人物牵动人心的效果,就是尽力强化两个人物的人性化成份,不惜大肆渲染威利与约翰的家庭与亲情,来达到一种扣人心弦、引人注意的效果。
但是,电影恰恰在这里陷入到另一种虚假而雷同的怪圈,使电影步入到一种俗套再次兜售的境地。
我们看到,威利与约翰的视角的选用,无形中便电影的叙事变得单调了。因为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被困在世贸中心的楼底下,他们根本没有介入到整个双塔倒塌的核心境地,可以说,他们两个人始终没有进入“世贸中心”最危险、最恐怖的地段,他们似乎一直游离在危险的边缘,这样,用他们的两个视角来展现“世贸中心”受创的整个过程,无疑是偏向的,失衡的。《泰坦尼克号》在这一点上就比较高明,它让男女主人公介入到整座沉船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来到了底舱里感受那种外人无法有切身感受的氛围,以一线串珠的方式,展现了大难降低后的全方位恐怖气氛。《世贸中心》目前的线索过于单调,按好莱坞的基本编剧原则,至少应该再设置一条双塔大楼里逃生的线索,然后与警察的线索交相呼应,这样才能展现出立体的逃生图景,现在电奥利佛•斯通说《世贸中心》中没有政治,恐怕并不尽然。
我们不会忘记影片中有一个名叫凯恩斯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的出现,在电影中很突兀。影片的主人公是威利与约翰,比较详细地交待了他们的各自家庭,表现了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地陷入到“世贸中心”的废墟之下,并最终死里逃生。而凯恩斯的出现,就像是一只流浪的狼,凭着他的高纯度的嗅觉,一步步摸索到了“世贸中心”倒塌的废墟之下。
凯恩斯是电影中的一个政治性的伏笔,他在电影中担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责任。这个人物出现得很迟,大致在电影放到四十七分的时候,他才第一次露面,而他出现的时候,他正与一帮人看布什就“911”事件发表电视讲话,然后他甩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处在战争中了。”紧接着,在教堂里,他对牧师说道:“我最好的时光是在海军中度过的,上帝给了我足以帮助别人的天赋,来守卫我们的国家,我感受到它在召唤我奔赴这项任命。”
凯恩斯出现的场面不多,但是,电影却安排了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两个主人公在废墟里被发现,是由于他的功劳。可以说,凯恩斯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是电影中的悲剧成为喜剧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而正是这个凯恩斯,电影在结尾处的字幕里,还交待了他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使命:“凯恩斯则重新加入陆战队并参与两次至伊拉克的任务”。什么任务?潜台词是明显的,凯恩斯不仅从“911”的废墟上拯救了两个生命,维护了美国家庭的安全与幸福,而且他还加入了保卫美国本土的更广意义上的“战争”——到伊拉克去铲除“911事件”爆发的根源。不管奥利佛•斯通如何回避政治,但是,电影在这里再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是美国军人在国内拯救着遇难的美国人民,更是这些美国军人走出国门,到恐怖活动的策源地去连锅端掉敌人的大本营。虽然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受到美国众多民众的责疑,但奥利佛•斯通在电影中,还是采取了一个最不承担风险的布什主义论点:就是世贸中心的倒塌,牵连到伊拉克那块土地上的终结本原。凯恩斯仅仅救出威利与约翰还是不够的,他还要在全球的范围内,为美国人的安全解除后顾之忧。
这使人想到好莱坞拍摄的《珍珠港》。影片表现的也是一个美国挨打的悲剧,但是,影片的结尾,却是美国人去轰炸东京。在这样的构思设置上,《世贸中心》与《珍珠港》是如出一辙的。它愣是把一个悲剧,化成一个美国人皆大欢喜的喜剧。
这就使人觉得不可理解,为什么一向愤世嫉俗的奥利佛•斯通在《世贸中心》里变得棱角顿失,像小猫咪一样温顺可爱,操弄起“爱拯救一切”的幻梦呢?毕竟
奥利佛•斯通有过《野战排》、《生于7月4日》、《天与地》中对越战的多角度的不妥协的控诉。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不管奥利佛•斯通有过何等的尖锐,但他始终有一个原则不可改变:就是众怒难犯。当年美国投身越战,在国内受到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反战呼声不可谓不强烈,奥利佛•斯通在电影中揭示出越战的荒诞,并没有与公众意愿相违悖,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对美国民众思想的迎合与投靠。在《世贸中心》中,奥利佛•斯通同样遇到一个众怒难犯的问题,奥利佛•斯通就直言不讳地说,“拍这个片子像噩梦一样。你要真实,又不能过分真实。人们害怕和恐惧这是很正常的。”奥利佛•斯通的顾忌是明显的,而他在拍摄越战影片的时候,则可以放肆地把民众心中的那种愤慨情绪,毫无遮拦地释放出来,他越揭示出战争的荒诞,就越与民众的愿望相合拍。但是,《世贸中心》拍摄却截然相反,他不能拍“过分真实”的东西,于是,他只能另辟蹊径,尽量淡化《世贸中心》本身意义上的悲剧氛围,而是选择了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视角,表现两个警察逢凶化吉的过程,从一个个案上的大团圆的喜剧结局,来冲淡整体悲剧。
况且影片结尾的字幕,还是把人们的想象延伸到伊拉克战场,用以说明美军在伊拉克所取得的攻城略地的战绩,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世贸中心”的惨剧报了一箭之仇。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世贸中心》里的情节简单、人物虚假,其实都是导演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必然后果。
在结构上,我们看到奥利佛•斯通无意于表现宏大叙事,更没有交待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把视角放到两个普通的警察身上。视角低调到几乎看不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影片中,奥利佛•斯通由于采取了个体的视角,而不是采用客观的宏观介绍,所以,影片中的飞机撞入双塔的镜头,完全被推入后台,甚至没有直接展现在银幕上:第一架飞机飞来的时候,影片只用一架飞机的影子从大楼上一闪而过来预示相撞,第二架飞机撞上高楼的时候,也是采用了新闻报道的图象来交待的。
在这样的低视角的处理下,影片实际上把“911事件”推向景深的远处,着力表现的是前景上两个个体人物的救援过程,而电影为了达到人物牵动人心的效果,就是尽力强化两个人物的人性化成份,不惜大肆渲染威利与约翰的家庭与亲情,来达到一种扣人心弦、引人注意的效果。
但是,电影恰恰在这里陷入到另一种虚假而雷同的怪圈,使电影步入到一种俗套再次兜售的境地。
我们看到,威利与约翰的视角的选用,无形中便电影的叙事变得单调了。因为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就被困在世贸中心的楼底下,他们根本没有介入到整个双塔倒塌的核心境地,可以说,他们两个人始终没有进入“世贸中心”最危险、最恐怖的地段,他们似乎一直游离在危险的边缘,这样,用他们的两个视角来展现“世贸中心”受创的整个过程,无疑是偏向的,失衡的。《泰坦尼克号》在这一点上就比较高明,它让男女主人公介入到整座沉船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来到了底舱里感受那种外人无法有切身感受的氛围,以一线串珠的方式,展现了大难降低后的全方位恐怖气氛。《世贸中心》目前的线索过于单调,按好莱坞的基本编剧原则,至少应该再设置一条双塔大楼里逃生的线索,然后与警察的线索交相呼应,这样才能展现出立体的逃生图景,现在电影化繁就简,或者说避重就轻,选择了一条轻飘飘、远离恐怖气氛的线索,这未尝不是导演奥利佛•斯通心有余悸不敢触动美国民众心中伤痕的考虑所导致的尴尬结果。奥利佛•斯通可以说是首开先河,涉及到了美国的心中之痛,毕竟与911过于接近,所以他在对灾难的还原上忌讳太多。美国人虽然喜欢在电影中看灾难片,但灾难是只有在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乐于接受的刺激,一旦真的处于危险的时候,美国人并非能坚强到品味灾难当乐趣,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人不就是通过一个名叫秀兰•邓波儿的小女孩来慰藉不堪一击的内心么?因此,奥利佛•斯通对911题材的运用是慎之又慎的,回避又回避的,在如此多的忌讳之下,这部电影几乎失去了“世贸中心”的地域特点施加在影片中的独特性,影片的拯救行动,放在任何一个废墟上发生都能成立。
影片中威利与约翰虽然一个是年轻警察,一个是老警察,但是,两个人几乎是同一性格的同义反复,这也是刻划人物之大忌。虽然是两个人物,但在类型中属于同一种,威利与约翰之妻,都是一样的关心丈夫,呵护孩子,她们在外面所作所为都是如出一辙,为丈夫心焦,几乎没有什么戏剧冲突,完全是家长里短的担心。这种担心的情绪,贯穿整个影片,始终保持着同一的基调,电影赖以成立的叙事就靠这种有惊无险的担心情绪在支撑,显然使得电影寡淡无味。
也许是太过于接近现实,电影也妄图给两个警察的妻子的担心设计出不同的模式,但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比如威利的妻子难耐等待丈夫音信的紧张,一人闲逛超市,未造成任何戏剧性的波折;同样,约翰的一个儿子与母亲对立,想开车到废墟上寻找父亲,也是不了了之,似乎有那么一点波澜的意思,但电影也懒得把这种线索继续下去。可以说,两个警察被困废墟之下与两个警察的家庭的焦灼期待,只构成了两种互不关联的情绪,而没有发生戏剧碰撞,这都是情节电影最大的忌讳,观众的观看,完全是一种对鸡毛蒜皮、同义反复内容的接受,根本感受不到线索之间的交互递进,相互影响,这不能不说是电影在视角与人物取舍上带来的必然弊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影片中设计一个从倒塌大楼上逃难的线索,表现出那种如何死里逃生的惊险奇观,至少应该直面飞机撞向大楼的那种视觉气氛,而这种逃难过程中的一路所见,才可能最全面地突出“世贸中心”逃难事件中的富有价值的戏剧成份。
可以看出,电影深知威利与约翰两条线索拉不开差距,就努力在细节上玩了一些花样。威利与妻子的矛盾纠结点在为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的姓名的取舍上,约翰与妻子的共同关注点,则是家中厨房改造这一事件中。这两个细节,电影用来说明是支撑两个警察活下去的动力,也用以体现他们对家庭关爱的模范丈夫本色,但是,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在面对着国家大难的艰难时世面前,这种小关爱是何等的软弱无力,这种小期待又是如何的不值一提。影片中,当威利终于走出困境与妻子见面的时候,居然还有闲心告诉妻子腹中孩子的名字,虽然这是出于好莱坞一贯的不合时宜的煽情考虑,但是,却给人一种矫情的感觉,其效果基本相当于冯小刚电影《夜宴》中的那些笑场片段。
奥利佛•斯通在电影中抓住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个电影造梦功能强化制造出来的所谓温馨的家庭的梦。在影片中威利与约翰的家庭覆盖着一层高亮度的神圣的光,就像天使翅翼下的圣地,就像圣像头顶上飘着的光圈,美国家庭的所有矛盾在危机面前,都被遮掩得一干二净,只有童话般的亲情与情感,浮现在电影里。这样的设置,也是电影的政治化考虑,它用以说明的是,恐怖分子破坏的是一个完满无缺、人间天堂的社会,越是渲染这种人类的共性的理想家庭,越能衬托出恐怖分子的无理性与残酷性,然而,这种天堂般的社会为何会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电影显然无从涉及了,至少电影在强化这种美国社会最有人性化的企图里,还是包含着一种别有用意的反衬目的的。
于是,《世贸中心》在躲躲藏藏的叙事语境里,有效地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一个爱的世界,通过爱拯救了自己;因为这里的博爱,反衬出敌人的可恨;而对敌人的愤怒,则由那个海军陆战队队员去解决。但是,毕竟全世界的观众不是傻瓜,不会知道这里面的真正潜台词,因此,观众会凭着自己的判断,反过来嘲弄电影的那种过分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溢美,那种虚伪的情调。用黄健翔的话来形容,奥利佛•斯通不是一个人,他代表着美国民众的集体意识,再倔强的奥利佛•斯通也不敢触犯众怒。他的票房考虑、他的投资人决策,都促使他只能沿着他的不能触犯众怒的拍片立场一意孤行地走下去,从而出现这一部在他的拍片生涯上并不算异类的《世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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